今天南京刑事律師網的南京刑事律師帶來主題是關于：接受請托人幫助為特定關系人安排工作能否認定為受賄問題，希望能幫助大家。

　　有學者認為，對于接受請托人幫助為特定關系人安排工作的情況，不宜認定為受賄。盡管有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前提條件，請托人為特定關系人安排工作，絕大多數不是因為該單位需要或者特定關系人的能力和條件適合所安排的工作，主要是出于回報國家工作人員的目的，但由于安排工作畢竟不是直接給予財物，在特定關系人實際從事所安排的工作的情況下，其應該獲得相應的報酬。換言之，這種情況下該特定關系人獲得的工作機會是通過不正當的方式得來的，但其因為實際工作而得到的薪酬卻不能說是不正當的。這種不正當的工作機會不能視為刑法中的財物，因此，不能認定為受賄。①

　　另有學者認為，對于接受“提供工作”能否認定為受賄，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受賄罪保護的法益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收買職務行為的方式并不僅僅局限于財物或者財產性利益，還可以通過其他能夠滿足受賄人需要的一切非物質利益。特定關系人獲得的工作機會是通過不正當手段取得的，工作機會是非物質利益，但工作機會可以通過工資報酬的方式轉化為具有財產特性的利益。另一方面，2005年10月，我國批準加入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根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規定，賄賂是指“不正當的好處”，其外延可以擴展到一切違背職責的宗旨而額外獲得的好處，除了財物、財產性利益之外，還包括其他能滿足人們需要或者欲望的有形或者無形利益。由于我國刑法傳統理論中關于賄賂的規定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規定存在沖突，為了更好地履行國際條約的義務，我國刑法中賄賂罪規定的財物應當根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規定進行相應的修改。“提供工作”應當可以被認為是賄賂的一種形式。盡管《辦理受賄案件適用意見》第6條沒有將“提供工作”作為賄賂的方式，但是在實務中可以根據實際案情對這種賄賂進行變通的認定。

　　關于接受請托人幫助為特定關系人安排工作能否認定為受賄問題，受賄罪專業刑事律師贊同否定的觀點，主要理由是：

　　第一，接受“提供工作”屬于“非物質性利益賄賂”。有學者將接受“提供工作”歸于“幫助賄賂”范圍。“幫助賄賂”，是通過幫助手握權力的人或其親屬解決相應的問題、困難來獲取以后的關照、好處等，如為國家工作人員的子女解決升學、就業、提拔或出國問題，給予官員的親屬某種商業上絕對贏利的“機會”，幫助領導考試、發表學術論文、著書立說，為公務人員的房屋無償提供裝修設計或其他勞務，無償向“實權者”長期出借住房或汽車等。“幫助賄賂”與傳統的物質賄賂不同，這種帶著所謂“感情色彩”的賄賂往往包著人。隋的外衣，打著禮尚往來的幌子，“換湯不換藥”，腐敗的本質是不變的。但對于“幫助賄賂”這種新的腐敗現象，還難以適用基于“傳統的物質賄賂”而設置的受賄罪治罪。

　　第二，可以看到《辦理受賄案件適用意見》當中規定的許多納入“受賄”范圍的利益都是“財產性利益”，如干股、房屋產權、證券等;相反，該司法解釋中卻沒有出現諸如晉職提級、升學就業等非物質性利益，這也就說明了目前立法上是將賄賂的范圍劃至了財產性利益。然而，當今社會中發生的賄賂案件逐漸呈現“非物質化”。例如，2010年2月23日，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民警魏某受賄案。據法庭查明，魏某除受賄6.3萬元現金外，還“笑納”了行賄人花錢雇用的“小姐”。在此案中，盡管魏某有接受性賄賂的事實，但因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并沒有被納入認定的受賄范圍。不少學者認為，“非物質賄賂”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目前用道德、紀律、民事和行政等手段均不足以調整，為適應新的反腐形勢，應從立法上將非物質性利益也納入賄賂犯罪的標的范圍。應當承認，此種見解完全具有必要性與可行性。但是，在立法正式采納之前，“非物質賄賂”還不能以受賄罪論處。

　　從目前我國刑法的規定來看，賄賂只能是財物，不包括非財產性利益。然而，從當前的商業賄賂來看，犯罪形態多變，存在形式多樣，其手段也形形色色，如提供出國經濟擔保、長期“借住”房屋、代為簽單購物、提供交通工具等。傳統的“財物”規定已無法涵蓋多種多樣的商業賄賂。上述種種賄賂，其實質都是權錢交易，都體現了賄賂的非法對價關系，與金錢、財物賄賂行為在本質和社會危害性上并無區別，對這些行為如果不按商業賄賂犯罪處理，必然會造成對此類犯罪打擊不力的局面。

　　我國現行刑法對賄賂罪的懲罰是建立在行賄受賄財物數額基礎上的，如果要將非物質性利益納入到賄賂的范圍，有的學者就認為在定罪量刑上會出現新的困難。由于非物質性利益無法折算成一定數額的財物，與我國現行刑法對賄賂犯罪以數額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懲治體系并不協調。但是，從法律應有的功能來看，對一種行為是否界定為犯罪，并不取決于對該行為的處罰是否具備可操作性，而是取決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至于是否具備可操作性，則是立法技術的問題。因此，受賄罪專業刑事律師認為，將來賄賂的范圍有立法修改完善的必要性。“在現實社會中，往往會有許多以非物質性利益為內容的賄賂犯罪案件，但由于法無明文規定，使得這部分行為成為黨紀國法打擊的盲點，即使造成極大的危害后果，也無法予以有效懲治。為治堵漏洞，應該從立法上將非物質性利益也納入賄賂犯罪的標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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