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十年，中國在未成年人刑事羈押與矯正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也要看到，這種進步仍沒有擺脫成人刑事羈押與矯正的制度束縛，因此與建設之中的中國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仍有一定的距離。

　　(一)未成年人犯罪審前羈押率居高不下

　　刑事拘留和逮捕作為刑事強制措施都必然導致或長或短的羈押，根據《北京規則》的規定，雖然基于刑事司法利益，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也可以羈押，但從“兒童最大利益”原則考量，羈押應當是一種例外而不是常規。在中國，未成年人犯罪的審前羈押盡管在司法實踐中強調“慎捕”和“少捕”，但仍存在兩大問題：一是羈押率依然居高不下。據對中國青島2001年至2005年法院系統判處的刑事被告統計，860名未成年刑事被告中，有697名處于審前羈押狀態，羈押率達到了81%。[1]這一羈押率雖然較高達90%以上的成人刑事審前羈押要低，但帶來的問題不少：羈押不僅容易造成未成年人新的心理創傷，而且容易在這樣的染缸中產生交叉感染或深度感染，[2]同時，還容易使他們失去在自然生長環境改過的機會。為此，從特殊保護的角度看，對涉罪未成年人的審前羈押參照成人的規定，以“慎捕”、“少捕”政策加以調節是不夠的，仍需要有獨立的立法規范。二是羈押中的不平等。在立法上，立法上逮捕的條件是統一的，但在實踐中，由于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特別是未成年人是否具備取保候審的現實條件不同，導致非本地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因大多不具備取保條件，其被逮捕的比例遠高于本地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據江蘇省無錫江陰市檢察院統計，2005年至2007年江陰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羈押率為34%，而同期非江陰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羈押率達56%，較本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羈押率高出22個分點。[3]這種執法中的不平等，不僅不利于對涉罪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而且嚴重損害司法的權威，影響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與挽救效果。

　　(二)未成年人犯罪收容教養程序行政化

　　人們不管如何定性收容教養，由于它畢竟涉及對年滿14周歲到不滿16周歲犯罪少年最長達4年的人身自由的剝奪，因此由誰并按什么程序來決定收容教養也就成為這一制度是否正當的關鍵。與備受爭議的勞動教養一樣，收容教養從確定被收容教養人構成犯罪，不需要予以刑罰處罰到作出收容教養決定，整個過程，既沒有檢察機關的審查，也無辯護律師的介入，更無需經法院的判決，完全由公安機關一家在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下按內部行政程序審批決定。更為嚴重的是被收容教養人如果不服決定，還缺乏相應的救濟途徑。[4]

　　公安機關雖然也對涉罪未成年人負有特殊保護的職責，但它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穩定的專業力量，也具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因此處理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犯罪人員時，更傾向于強制他們與社會隔離，這樣可以暫時減少麻煩。由此，由公安機關按行政程序，并在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下決定收容教養，極容易造成權力的濫用并進而造成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新的傷害。

　　(三)未成年人罪犯行刑矯正缺乏科學性

　　將未成年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是中國未成年管教所的目標所在，圍繞實現這一目標，未管所盡管創新了一系列的矯正方式與方法，但這些方式與方法究竟是否產生或產生多大的矯正效果，仍缺乏相應的證據支持，以致以矯正者的經驗來決定矯正效果仍是未成年犯矯正的主流。以片面的未經證實的經驗對少年犯進行矯正，雖然有時也會有很好的效果，如中國特色的個別教育，但這種教育的效果是不確定的，并且這種經驗也是難以推廣的。目前，未成年犯矯正的科學性不足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對犯罪原因的分析不細。同是犯罪，但每一個犯罪的原因是不一樣的，所以要使他們成為守法公民的矯正需要也會千差萬別，如何確定每一個未成年犯的犯因性需求和矯正需求是做好矯正工作的前提與基礎，而這方面我們除了有諸如行為不端，心理不良、習慣不好等泛泛的描述或判斷，對每一個未成年犯的了解不夠深入;二是對個別化的矯正做得不深。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提出分類、分押、分管與分教，但一方面，受集體主義傳統文化的影響，矯正仍以整齊劃一的集體教育矯正為主，缺乏更具針對性的個別化矯正;另一方面由于分類技術缺乏，至今未成年犯的分類仍停留在性別和一般的罪名分類上，對他們再犯風險、矯正需求等評估與分類由于缺乏技術支撐而難以深入，并導致個別化的矯正仍只有個別教育這樣單一的形式;三是對矯正資源的優化重視不夠。由于對未成年人犯罪只有一般或共性的犯因歸納，而缺乏更加細致的具體犯因分析，因此有限的矯正資源被平均分配，導致矯正需求與資源嚴重不匹配，并出現矯正實踐中的資源過剩與資源不足，甚至進一步引發矯正過程中不公平。本來需要更多矯正服務的因資源不足而難以繼續矯正，本不需要矯正的因強制施予矯正而反受其害。

　　[1] 鄒川寧主編：《少年刑事審判若干程序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頁。

　　[2] 刑事羈押場所羈押的都是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處于這樣的環境中，被羈押人員容易通過交流違法犯罪經驗，由“單面手”變為“多面手”，由“小偷”變“大盜”。

　　[3] 江陰檢察院課題組：“平等保護涉罪外來未成年人取保候審權利的實踐研究”，《方圓與法治》(特刊)2009年2月，第16頁。

　　[4] 參見陳澤憲：“收容教養制度及其改革”，中國法學網(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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